白水供銷社

　　在我的少年時代，計劃經濟下的白水供銷社曾經風光無限，它作為一個特殊年代商品流通的唯一合法渠道和閉塞鄉村聯系世界的窗口，可以說是當時人們重要的公共場所。所以鄉親們不管有事無事，買不買東西，都喜歡往白水供銷社里跑。它的門口兩邊醒目地刷著“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抓革命，捉生產”等大紅美術字體標語。如今，“白水供銷社”五個顏體楷書已經駁落得很難辨認了，它在旁邊高矮參差的私人店鋪的夾擊下，早已喪失了當年的榮光，蜷縮在那里，顯得孤寂而冷清。

　　曾經炙手可熱的白水供銷社其實是一個煙酒副食品、棉布百貨、文具用品、農業生產資料和廢品收購站的綜合體，屬國營性質。由于國家重要商品資源匱乏而實行計劃供應，縫紉機、手表、自行車等緊俏商品都是實行憑票、憑證去供銷社購買，因此，供銷社的地位在當時老百姓的心目中無疑是高高在上。作為形制不錯的鄉村標志性建筑，白水供銷社幾乎一家獨大，無所不能，是全鄉人民的雜物鋪，小到針頭線腦、油鹽醬醋，大到自行車、收音機，一應俱全。當時，鄉親們的欲望不大，一切日常所需品在這里都能買到。而那也是眾多鄉村孩子對經濟和交易的最初認識。

　　當時，白水供銷社位于南門街南邊盡頭李浦橋與我的母校紅星小學中間的一條無名小路上。上小學期間，每天上學、放學，白水供銷社是我的必經之路，可以說，我每天會無數次地與它進行美好的相遇。白水供銷社坐南朝北，與我家的祖宅：南門街一號隔河（李浦河）相望。南門街一號與我家可謂淵源甚深，系一間二層老房子，土木結構，木質構件要比磚石多，這里曾居住著我血脈相連的無數親人。祖父和祖母一直居住在祖宅，沒有結婚的伯父以及叔叔們也跟他們住在一起。伯父、父親在成家立業后，也曾先后暫住于此，而我的襁褓歲月------從出生到二三歲，就是在這里度過的，只是年代久遠，我對居住在此的印象幾乎全無。如今，盡管老房子已是風燭殘年，但四叔、四嬸仍然像“釘子戶”一樣地堅守著在那里，不愿搬遷，成為老房子最后的守護者。

　　白水供銷社在道路上由東西和南北走向的兩排灰磚平房連成“L”形矗立在街角，占據了八九間門面的位置，比普通的民居顯得高大、氣派。除農業生產資料門市部(因為里面經營著各種農藥和化肥)位于東側的一角，單獨分開外，其余各個門市部一連貫通。供銷社的每個柜臺都是相同的陳設，整面靠墻的立式貨柜，前排清一色三層玻璃貨架，貨架靠里面有推拉門，可以上鎖。兩位營業員負責一個柜臺，那時候沒有手機，營業員上班時一般都會搬張凳子，在玻璃柜臺后面正襟危坐著，有顧客要看商品，得需要營業員起身拿，遇到總看不買的顧客，營業員甩臉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從其它門市部去生產資料門市部，得出門繞過一棵蒼老的大榕樹，過去，我常以此作為一個地理標志，因為過了榕樹，即接近就讀的母校紅星小學了。只有兩間門面的農業生產資料門市部坐西朝東，里面總是彌漫著嗆鼻的氣味。與它一河之隔的是一座作坊式的大型磚窯，那是生產隊自主經營的一項副業。幾根高大的煙囪赫然挺立著，它總是夜以繼日地冒著黑煙。磚窯的前面分門別類地碼放著用細致的黏土切成、待曬干的磚坯，或者用火焙燒剛剛出爐的青磚。彼時，燒窯還尚未實現機械化，完全靠人工。而窯里溫度奇高，一進入，一股燎人的熱氣就會撲面而來。課間，好奇心作祟，我和同學們常常去那里湊熱鬧。

　　我的印象中，白水供銷社就是如今的百貨公司、大型超市、商業綜合體。由于那時物資匱乏，而供銷社對商品實行全面的壟斷，是絕對的賣方市場。除每個月底，白水供銷社要例行關門“盤貨”一天外，其它時間均全天候開門迎客。作為鄉里信息集散地，每天，白水供銷社的門口總聚集著一些老人，他們坐在幾條長凳上，夏天拿一把蒲扇，冬天背著暖陽，天南海北地暢敘著悠閑的鄉村慢生活，甚至到了中午時分，有的人還意猶未盡，不肯回家。

　　每天早晨，只要白水供銷社大門一開，人們就會爭先恐后地涌進里面，有的還從老遠的村莊特地趕來為的就是能買上一些生活必需品帶回家。因為在他們的眼里，供銷社所經營的商品最令人放心。特別是一些家庭婦女，她們總喜歡到棉布百貨門市部湊熱鬧，從那個豎放著卷成軸的一筒筒五顏六色布匹的貨架上，看看有沒有合適的布料，考慮著剪一塊布請裁縫師傅量體裁衣給家人做件新衣服。布料買久了，營業員個個手上都掌握了一手絕活：布動尺走，尺寸一量，用剪刀剪一小口，“刺啦”一聲，沒有絲毫猶豫與反復，布料就完美扯折到了顧客手中，絕不多出一根“出軌”的線頭。

　　留在我腦海中最深的莫過于當時的布匹結賬付錢款方式。它不像如今面對營業員一手交錢或刷卡，一手交貨。在供銷社營業大廳的正中，有一個比所有木頭柜臺高出一倍多的木頭高臺，那是總收款臺。它像個木頭碉堡，一位女收帳人高高地坐在上面，只露出她那顆圓圓的腦袋，從裝在她頭頂上方的機關樞紐，分出好幾路鋼絲繩，拉到布匹柜臺的營業員頭頂，每路鋼絲繩都掛有一個大夾子，能在柜臺和高臺間來回滑動。營業員剪好布后，往往將顧客付的鈔票和布票用夾子夾住，用力一推，票夾就會順著懸在店堂上空的鐵絲迅速地滑向收銀臺，而坐在全店最高位置的收銀員在上面接到飛來的票夾，很快會響起“噼哩啪啦”打算盤的聲音，結好賬后，她會將發票和要找的零錢合在一起，重新夾在票夾里，往下一推，票夾便“嗖”地一下飛向下方柜臺。營業員應聲取下，于是，“銀貨兩訖”，一筆剪布的買賣就做成了。就這樣，“吱吱”聲音此起彼伏，大家甩來甩去，那架勢真有些武林高手過招的風范。

　　于我而言，副食品和文具用品這兩個柜臺無疑最具吸引力。平時，陳舊而干凈的副食品柜臺對我總是充滿著莫大的誘惑，在副食品柜臺，彼時的果品糕點都是散裝的，沒有精美禮盒包裝。由于供銷社離我的學校只有二三分鐘的步行路程。課間，我也常與同學結伴去那里。副食品柜臺與我們的肩膀差不多高，去買零食時，我們總愛把下巴支在柜臺的邊沿上，目不轉睛地盯住某樣自己喜歡的食品，那里排列著一只只方方圓圓的玻璃容器，堆滿著我夢寐以求的東西：包裹著花紙頭的高梁飴、崩脆雪甜的油炸麻花，還有桂圓、荔枝、餅干......尤其是混合著淀粉和糖漿的山東特產高梁飴，軟糯、彈韌、清甜，是我的最愛。如今，已好多年沒有吃過那種怡糖了（進人中年，自然與開始戒糖有關，這亦是告別童年的標志之一）。

　　在柜臺內的擱板和柜臺后的原木貨架上，另擺著紙煙、瓶裝白酒等。出于對甜食的嗜好，我會從口袋里掏出皺巴巴的、帶有污跡的鈔票，從營業員那里得到幾棵散裝的糖果。當刺耳的預備鈴聲開始尖叫起來時，我們才撕開五顏六色的糖紙，嘴嚼糖果分享著，慢悠悠地踱出供銷社，并開始向教室一路小跑過去。

　　廣東作家陳思呈在其散文《在我們去打醬油的那條路上》中寫道：“說到打醬油，曾是我們的常規工作。八十年代的每個孩子都干過�！弊x到此處，我不由地莞爾一笑，一時心有戚戚焉。因為我就曾同樣有過多次的打醬油經歷。當時，每當家里用完了醬油、酒、醋之類這些家庭必需品，母親總會差遣我帶零錢去白水供銷社的副食品柜臺。家里為了省錢，舍不得買瓶裝的，都是零打。問清斤兩后，營業員總是不緊不慢地掀開那口半人高半人寬黑釉色的醬油缸的蓋子，蓋子是由兩扇半圓形的木板拼接起來的。他把漏斗插進瓶口，取下掛在油桶邊沿上的酒提。酒提有個細長的柄，他用酒提“撲通”一聲沉入醬油缸中，穩穩地提起，對套插在瓶口的漏斗微微傾倒，褐紅色的醬油便沿著漏斗徐徐流進瓶子，滴油不漏。營業員用抹布利索地將瓶口擦干凈，蓋好后遞給我。一路上，我總是小心翼翼地走路，生怕瓶子里的醬油潑灑出來，直到回家交給大人。

　　當時，可供我們閱讀的圖書并不多，而在緊挨棉布百貨柜臺的文具用品的柜臺里常年擺放著一些小說、農技圖書等，那些書靜靜躺臥在玻璃柜里，悄無聲息，都散發著難以言喻的魅力。而最吸引我的則是那幾排擺放整齊的連環畫。當時，連環畫用最節制的語言，配以圖畫，將故事情節最大化，同時也彌補了孩子們認字不全造成的閱讀障礙�？梢哉f，連環畫給了我最初的文學啟蒙知識，我后來不止一次看到，一些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作家的少年時代都受益于連環畫。

　　于是，去白水供銷社于我而言，便有了另一種的期待。在供銷社里，我則常常徘徊在副食品柜臺與文具用品柜臺之間，一邊饑腸轆轆，一邊頭腦空空，若二者擇其一，我卻寧愿后者。盡管當時文具用品柜臺的連環畫數量無法與新華書店相比，但有時也會有一些意外的收獲。而一有新的連環畫，更是把我的心撩撥起來。因此，每次來白水供銷社，我都會在圖書柜臺前流連半天。貨架隔著柜臺，要想把那些連環畫拿到手里翻一翻，需要招呼營業員過來。在我的印象中，幾位女營業員有著天然的職業優越感，一有空，就在那里納布鞋底或著織著毛衣——她們似乎有永遠織不完的毛衣，有時也會偶爾清掃一下貨物的積塵，好像清理一點心中的孤寂，以打發無聊的時光。

　　面對我的要求，那些熱衷于干私活或聊天的營業員多半顯得很不耐煩。有時，營業員把連環畫取過來，我剛翻了幾頁，便在她們不滿的注視下，很快被要了回去：“不買就別翻了，翻壞了賣不出去�！北M管營業員的態度并不好，可我一旦擁有了一定的零用錢，還是會興沖沖地向白水供銷社飛奔過去，在圖書柜臺前的一堆連環畫中挑來挑去。因為零錢并不多，而連環畫不是開架且系明碼標價的，往往每次只能買上一二本中意的連環畫。而有時礙于囊中羞澀，就只能“望書興嘆”。于是，從白水供銷社出來后，我一邊走一邊興致盎然地捧著看，如此走走停停，到家時，往往一本連環畫也就看完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西游記》和《封神榜》全套連環畫的最后幾本就是在白水供銷社買齊的。由于許多套裝的連環畫不是一次性出版，得花上很長的時間才能買齊一整套的連環畫。在小學、初中階段，我就先后從白水供銷社里購買了幾十本的連環畫。

　　說起白水供銷社與我，至少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那時，我們去寺前街的沿途會時不時邂逅一些連環畫書攤。連環畫既是生動的故事，也是一種美的教育。這些連環畫攤通常支在弄堂口、供銷社、百貨公司前等明顯地段的屋檐下。擺攤人將連環畫目別匯分地擺放在木條釘成的簡易書架上（書攤旁往往支著一輛自行車，一只大木箱捆綁在車的后座上，以供收攤后放置連環畫用）。其實說其為書攤還是有點奢侈：豪華些有一排供顧客看書時坐的小凳子再配上一頂遮陽傘，簡單的就是僅僅擺一些小凳子而已，可這樣擺在露天下的簡陋攤子卻依然能夠吸引著行人的眼球，散發出一種不曾有過的誘惑，每天，看連環畫的生意幾乎爆滿。因此，小書攤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也是我經常駐足停留的、格外感興趣的地方。

　　上初中一年級時，我已開始擁有了近二百多本的連環畫。那個寒假里，我萌發了擺連環畫攤的想法，并準備將其付諸行動，于是，便鼓起勇氣，大膽地向父母提出了要在春節期間擺攤的想法，但沒想到的是，這一想法卻遭到母親的極力反對：“一個小孩子大冷天挨凍去擺什么小書攤？”好在父親通情達理，讓我及時找到了“同盟軍”，他堅定地支持了我這一“壯舉”——“讓孩子去鍛煉一下何嘗不可？”經不起我的軟磨硬泡和父親的力挺，最后，母親看我態度堅決，只好答應我的請求。

　　全家人反復遴選后，最終將攤位鎖定在與白水供銷社副食品柜臺近在咫尺的一條公用長廊里。而這條長廊正對著供銷社的副食品柜臺，亦是聯接鄉政府南面諸村的臍帶，還可以遮風擋雨，是較為理想的一處擺攤點。在此擺連環畫，既可以滿足人們對知識的渴求，也能夠為遠足的行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歇腳處。

　　當時的條件非常簡陋，將公用長廊水泥地清掃干凈，地面鋪上一張張塑料紙，將連環畫分門別類地擺在上面，便成了一個簡易的小書攤。定價機制是我自己發明的：薄一點的一本收一分，厚的收兩分。當時，擺書攤絕大多數是成年人，像我這樣的初中生很罕見，興許正因如此，我比成人更容易招徠顧客，因此它一鋪開，就吸引著許多南來北往的人們駐足。面對許多潛在顧客的咨詢，我得不厭其煩地腆著臉告訴他們看書的價格。那天上午，當完成人生中的第一單“生意”時，我簡直無法克制內心的激動心情：將第一筆勞動所得——“二分零錢”拿在手里，反復摩挲半天后，才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里。

　　可擺小人書攤是一件很辛苦的活兒，從正月初三開始，我每天一大早開始，就得守株待兔似地看著書攤寸步不離，直到天黑才收攤。在正月里，即使蜷縮著脖子，包裹著厚圍巾,但敞開式的書攤還是難以抵御低溫和陣陣的寒風，顯得格外地寒冷，缺少活動的我經常凍得簌簌發抖，一天下來，往往鼻青臉紅，手腳發僵。擺書攤的那幾天，中餐都是母親在家燒好后裝在鋁制飯盒專門送過來的，我就站在書攤旁將就著吃。而天氣也往往成為影響擺書攤重要的因素，一遇到下雨天的時候，行人稀少，攤位的“生意”就顯得非常清淡，即使在那里候上半晌也無人問津，但我卻只能百無聊賴地干坐著或者在攤位邊不時地走動。一周下來，母親看著我每天早出晚歸，心疼不已，在正月初九時，她便強行要求我終止擺書攤。

　　于是，我的擺書攤生涯來得忽然，也終止得迅速。而通過擺書攤亦使我懂得了大人們平時勞作的艱辛和賺錢養活家庭的不易。盡管擺書攤僅僅持續了一周的時間，但它作為我少年時代的一段難忘而快樂的經歷，早已鑿刻在我的記憶深處，明明很遙遠卻仿佛是最近的沉淀，時不時地會泛上心頭。雖然辛苦，卻很有收獲。擺書攤的總收入不到三十塊錢，可于我而言，已不啻于一個天文數字，它補充我后來上中學的費用，這足以讓我感到有一種短暫的成就感。

　　改革開放后，供銷社作為一個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它獨一無二的尊貴地位也開始悄然淡化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市場的開放，多種經營主體“忽如一夜春風來”，供銷社漸漸被各種超市、小賣部所代替，從而失去了其壟斷地位，很快成了風云舊跡，當然，這是時代發展的步伐。那家曾讓鄉親們引以為豪的白水供銷社再也沒能迎來“病樹前頭萬木春”，它和身邊并排連著數幢老房子一起很快地湮滅在歷史的鐵蹄深處。如今，白水供銷社幾乎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它像一本發黃的日記本收藏著我成長歲月的痕跡。